3月6日《海安日报》14版《难忘七伯周恩来》有一感人的情节：《百年恩来》拍摄历时三年，剧组采访的第一个人是管易文。此时，百岁的管易文已丧失记忆，但看到周恩来的照片，他竟嘴唇翕动，连说三遍“音容宛在，永别难忘”。

　　经《百年恩来》的总导演邓在军的讲述，不少人都知道了发生在管易文身上的这一“奇迹”，而管易文曾执教海安，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

邓颖超与管易文（右一）亲切交谈

　　一

　　管易文为什么会来海安，这要从“五四”运动说起。

　　1919年8月，山东济南发生了军阀镇压学生运动、枪杀爱国人士的惨案。23日，爱国人士组成的3000余人的队伍奔赴北京，向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请愿。徐世昌闭门不见，这时一名20多岁的青年学生登上了新华门旁的栏杆，对着总统府大吼，要求徐世昌快出来。他还对持枪的军警吼道：“我们都是爱国学生，要救国，你们军警为什么包围我们？你们为几块钱，便做看门狗，给压迫你们的人看门！”一个警官用枪托猛打，青年头破血流，被人救走，但一会儿该青年包扎好伤口又来到新华门。

　　这位不顾生死坚持要见总统，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，就是曾在海安高级中学的前身——紫石中学任教的管易文老师。（参见管易文《五四时期参加赴京请愿活动的回忆》）

　　管易文原名关锡斌，1896年8月生于广东省廉江（石城）县。其先祖是晚清名将，在虎门与英国侵略者激战时牺牲的民族英雄关天培。可能沾了这一“出身”的光，管易文的父亲关在田曾任“御前卫士”（相当于皇帝的侍卫长），享有“乾清宫行走”的特权。慈禧宠幸的李莲英十分赏识他，经李莲英提名，48岁的关在田得以接任“两广水师提督”。不幸的是，还没有来得及上任，关在田便因伤寒去世了。这一年，管易文才10岁。

　　管易文兄妹6人，他是老四；老大是哥哥，也才18岁；老五是弟弟，6岁；老六是妹妹，2岁。父亲一死，家道中落，管易文跟着母亲寄居在伯父家中，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很早就体味了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，对社会有了自己的看法。

　　1917年，管易文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师范学校学习，开始接受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。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兴起，他与马骏、郭隆真、邓颖超等一起，组织“天津学生联合会”，举行罢课游行，反对签署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并参加赴京请愿团。于是，就有了本文开头出现的一幕。

　　管易文是“五四”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学生之一，在被打伤后的这天晚上，他就被军警逮捕了。在看守所中，管易文对看守自己的军警说：“我们是爱国的学生，我们反对日本逼签出卖我国主权的‘二十一条’，这有什么过错？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进来。我们都有父母兄弟亲人，你们为了几块钱为卖国贼欺压人民，心里难过不难过？”一位姓戴的警察被他的话打动了，对他耳语说：“现在外界各方要援助你们，闹得很凶，不久可能放你们出去，有什么信我可以带出去。”

　　1919年9月，在当时担任《天津学生联合报》（后改为《天津联合会日报》）主编的周恩来等同志的声援、营救下，管易文终于被释放。为了更有力量地开展斗争，他与马骏、谌志笃、郭隆真等人参加了周恩来组织的“觉悟社”。“觉悟社”共20名成员，为体现男女平等，男女人数各一半，其中十名男青年的名单是周恩来提出来的，周恩来改名伍豪，给他改名管易文，代号为18。

　　为免遭迫害，同时也是寻求救国之道，1919年12月9日，管易文与徐特立、向警予、恽代英等一同登上了法轮金字塔号，赴法国勤工俭学。管易文与徐特立一起分配到巴黎东郊莫兰书院补习法文。1920年，周恩来来到法国，他很关心管易文，语重心长地对管易文说：“你太过于感情化，要改造中国是不能这样的。”周总理的这句话，管易文一直铭记着，多年后写回忆文章，他还念念不忘。

　　二

　　1926年，管易文回国后先到南开大学，任青年会学生部干事，1927年，他前往广州岭南大学任教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遭解聘，又先后在广西柳州垦殖实验所和青岛市教育局、青岛华新纱厂，以社会工作者身份继续从事宣传抗日活动。其间，他曾赴日本考察社会教育。

　　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管易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抗日活动，并直接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情报工作。1939年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一边以教师身份做掩护，动员青年学生参加抗战，一边交往上层人士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。

　　1941年3月，受党嘱托，护送多批进步青年学生赴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。在《追思陈毅同志》一中，管易文回忆到：“1941年春，那时日本侵略者占据上海。我和爱人黄范同志历经重重困难，冲破敌人封锁线，来到苏北盐城解放区，参加了陈毅同志率领的新四军。”由于形势的变化，1942年，管易文来到海安，担任了紫石中学（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的前身）的英文老师。

　　傅国涌先生说：“一个老师、一所中学如果不能给予学生在人格、精神上的影响，就不可能是好老师、好中学。”管易文正是这样一位能给予学生在人格、精神上的影响好老师！

　　曾在紫石中学学习工作长达5年的王泽先生（紫石中学44届毕业生，解放后曾任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），50年后回忆往事，依然清晰地记得：

　　管易文老师在教学之余，常和同学们恳谈。他发现王泽很关心时事又往往流露出幼稚观点，在针对具体问题解难释疑的同时，他鼓励王泽学习毛主席著作，以从根本上解决认识问题。他常很风趣地对学生说：《水浒》上的宋江，有一本九天玄女授予的天书用来打胜仗；上海的进步人士也说，八路军，新四军打胜仗，就是靠的毛主席的三本“天书”。这就是《论持久战》、《论新阶段》和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。我们就要靠这三本书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。王泽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从这三本书开始的（当时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还未署名毛著）。学生组织的时事座谈会，请管易文老师作指导，管老师送给他们过一副对联：“睁开眼去看看，这是什么世界；沉下心来想想，应该怎样做人。”结果，这副对联一时间竟成了学生讨论的主题，也成了学生形成世界观、人生观的启蒙课题。

　　1944年春，联抗地区等学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，王泽被推举为学联主席。管易文也在这时兼任了紫石县中等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。彼此工作关系更加密切，王泽得到的教益也就更多了。学联成立以后给各校学生自治会发出通知。通知都被王泽写成了通令。当王泽把“通令”送给管老师看时，他先愣了一下。然后严肃地对王泽说：“你可写成通知或通告，但不能写成通令。一字之差，就是两种性质。我们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，绝不能染上发号施令的官僚主义作风。”（见王泽：《忆紫石中学的四位革命领路人》）

　　回忆往事，还有一件事让王泽始终感到愧疚。那是紫石中学发展为紫石联合高中后不久，由于斗争形势恶化，校园迁到了于王乡荀圆沟，王泽同管易文老师同居一室，朝夕相处。当时党员正学习整风文件，文件集中在一只手提袋里，每次学完后由王泽负责坚壁收藏。有个晚上学得较晚，王泽将手提袋随手放在床下就入睡了。

　　第二天清晨，管老师先王泽起床上厕所，不一会，他气呼呼跑回说：快起来，二黄（汪伪军）已来到大门口了。”王泽忙翻身下床提起手提袋跑到厨房藏在柴火堆下。可是已被一个走进来的伪军发现，连声喝问干什么，这时，随后赶来的管老师为了掩护王泽，把王泽拉向身后跟伪军解说，不料，这个伪军竟狠狠地出手打了管易文老师一巴掌。附近的同学，工友闻声赶来，纷纷围住伪军论理。混乱中，伪军忘了查看藏在手提袋里的东西，悻悻地离去了。王泽他们才躲过了一劫。因为学生，管易文老师竟然挨了打，这让同学们更加敬佩他了。

　　三

　　1945年，抗战胜利，“联抗”不复存在，管易文进入华东军区联络部交际处，负责外国友人的接待和翻译工作。1949年，新中国诞生，管易文调任中央统战部接待处处长，上海解放后，调任上海军管处交际处处长。与毛泽东多有诗词唱和的柳亚子先生，在上海六国饭店受到管易文的接待后，十分高兴地写下《赠管易文君》：“授餐适馆乐无边，尽瘁绸缪东道贤。不遣冯罐怨弹铗，直同孤竹愿归田。渡江士笑多于鲫，治国君真烹小鲜。三十年来勤摸索，好从真理悟真诠。”（见《柳亚子诗词选》）。邓颖超等专程护送宋庆龄赴京参加开国大典。管易文受中央委托，从上海一路随同至京。1954年后，管易文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、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。1958年7月5日，管易文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（副部级）。

　　烈火见真金，患难识真情。文革期间，周总理，在得知管易文的处境不好后，亲自出面保护，才使管易文免遭厄运。

　　1985年，已是90高龄的管易文从当年学生的来信中得知：他曾经工作过三年的紫石中学、紫石联中，早已更名为海安县中学，不久，海安县中学将迎来50年校庆，管易文十分激动，他仍然关心当年工作过的学校，在给自己当年的学生王泽的信中，他写道：“改革前景明或暗，信心坚定促成功”，“人生不应似尘沙，奋斗毋虑夕阳斜”。这是自勉，实际上也是对后辈的勉励。他还特意为海中题词：“紫石精神普及苏北，传颂华东。在校任教三年，为抗战救国，至今仍念念不忘。”

      更让人感动的是，周恩来百岁诞辰前夕，中央电视台拍摄《百年恩来》记录片时，管易文已经是百岁老人，作为“觉悟社”最后的一位健在者，他是剧组开拍后采访的第一人，百岁之年，老人对亲人已经丧失了辨别能力，可当摄制组的邓在军把总理的照片放到他眼前时，他用颤抖的手抚摸总理的照片，竟然连喊了三声“音容宛在，永别难忘”——这是总理逝世那天，老人亲笔写下的悼词啊。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的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！

　　50多天后，也就是1995年12月2日，管易文老人便溘然仙逝了，终年100岁，他是最后一位离世的“觉悟社”成员。